在日前舉行的世界纖維新材料大會暨第24屆中國國際化纖會議（蕭山2018）上，就紡織強國綱要相關指標的修改，纖維新材料的研發、創新，化纖產業發展如何適應目前環保要求，化纖企業海外布局，高質量發展對化纖企業有哪些機遇和挑戰等問題，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黨委書記兼秘書長高勇接受了媒體記者的專訪。　

　　參與采訪的媒體包括新華社、經濟日報、科技日報、中國環境報、中國工業報、中國化工報、中國戰略新興產業、中國化工信息、紡織服裝周刊、中國紡織報、中國紡織、CHINA TEXTILE、紡織導報、高科技纖維與應用、針織工業、紡織科學研究、中國紡織經濟信息網、騰訊網視頻等。

　　1.紡織強國建設情況如何？哪些方面還需要努力？針對目前經濟形勢的變化，紡織強國綱要是否需要修改? 

　　高勇：我們制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建成紡織強國，不是到2020年的某一天，我們就成為強國了。紡織強國綱要是在“十二五”規劃時確定的。編制“十二五”規劃是在“十一五”中期開始的，那時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而且紡織工業也是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現在整個經濟形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制定“十三五”規劃和進入“十三五”后，我們認為需要對紡織強國綱要做一些修訂，主要是一些指標的改變，如出口指標。當時想把出口增長率保持在7%或8%以上，但是進入“十三五”后，尤其在2016～2017年，紡織行業出口幾乎為負增長或者零增長。

　　今年到現在為止，盡管出口有1%多點的增長，但是也是一個低速率。從現在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及世界貿易格局看，服裝產業轉移的趨勢不斷地加快，服裝出口連續二十幾個月都是負增長，今年1～6月份甚至負增長6%～7%。整個紡織結構調整的變化和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化，造成紡織品出口在增長，但服裝出口在下降的局面。過去我們認為保持7%～8%的出口增長率，那么很快就可以達到世界貿易的40%?，F在已經達到了世界貿易的36%～37%，再擴大比重的可能性不太大了。

　　近幾年中國紡織行業進行區域結構調整，加快向境外產能轉移，尤其是“一帶一路”提出來以后，這方面有很大的變化。也就是說，過去是立足于從中國大陸向外出口，現在整個紡織產業是立足于全球布局。目前沒有把這幾年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資產能加上，造成整個出口額的變化，所以這個指標要改進。

　　我們建設紡織強國目標沒有變，但在建設紡織強國的過程中，我們不斷變大變強，現在已經做大了，不可能在規模上無限擴張。如人均纖維消費量、主營業務收入、人均產值等關鍵指標，我們要和一些發達國家做對比，主要修改的就是這些指標。另外，我們在創新能力、品牌控制能力和世界貿易渠道控制能力要增強。

　　2.下一步中紡聯如何發揮引導、規范的作用，去推進纖維新材料的研發、創新? 

　　高勇：中紡聯從“十五”期間就已經開始關注化纖的發展，在整個紡織工業的五年規劃中，化纖的發展規劃始終是作為一個專項由國家來發布。整個紡織工業的五年規劃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編制，然后由政府部門來發布，但是紡織工業總規劃下面列入國家發布的專業規劃，原來有產業用紡織品行業規劃、化纖行業規劃、紡機規劃。

　　目前“十三五”期間由政府來發布的專業規劃，只有產業用紡織品規劃和化纖規劃。這也就說明了化學纖維尤其是纖維新材料在我們紡織工業發展中的地位。

　　現在可以說，世界上任何物質幾乎都可以做成纖維，然后可紡可織。我給國務院領導和國家相關工作部門的領導匯報紡織情況的時候，希望從國家層面上轉變觀念，不要認為紡織是一個傳統產業，只是一個解決人民穿衣蓋被的問題，實際上紡織已經深入到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

　　在國家十大關鍵戰略新興產業中，與紡織工業相關的項目有兩個：新型纖維和智能制造。這也說明化纖的重要性。

　　現在世界上任何一種新型纖維，中國應該說都有研究或者都有制造。如碳纖維、芳綸、高強高模聚乙烯纖維、聚苯硫醚纖維、聚酰亞胺纖維等，基本上都能夠批量生產。這些新型纖維在批量生產的過程中要進一步提高質量和擴大應用領域，同時，反過來再推動新型纖維的進步和發展。本屆會議第二次用纖維新材料作為大會名稱的一部分，也是體現了這個目的。

　　3.對目前的環保要求新形勢，紡織纖維的發展需要哪些調整，或者說在哪些方面需要努力適應變化？ 

　　高勇：現在國家綠色發展、環保政策對紡織行業影響最大的是印染企業，因為它用水量最大、污水排放量也最大。

　　對化纖行業來講，一方面是廢氣的排放，另一方面是廢水中重金屬含量。對于廢氣的排放，現在基本上都有成熟的處理技術。粘膠纖維企業廢氣排放量比較大，現在基本都能回收處理。廢水里重金屬有一些是催化劑造成的，更多可能是油劑造成的，不是我們纖維本身的問題?，F在已經陸續地尋找到從工藝、材料等方面的解決方案。經過近幾年的治理，環保對于化纖行業的影響不是太大。

　　4.化纖企業在海外建有生產基地，鑒于目前形勢變化比較大，它們在海外投資這些項目運行怎么樣？紡織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的信心怎么樣？ 

　　高勇：過去，我們紡織行業對外投資有幾個原因。

　　一是被國際采購商要求的，如他們認為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不能把服裝都拿到中國來做；同時我國與很多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談判沒有完成，但發達國家對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等地區都是零關稅，造成國際采購商要求我們把服裝產能向海外轉移。

　　二是棉花問題。我國進口棉花有數量配額和滑準稅，使得國際棉花比國內棉花便宜得多，掀起了幾年前棉紡企業出去投資熱潮。

　　三是化纖原料問題。我們的化學原料的越往前越不夠越用，但以前國家對于原油的采煉和進口量都是控制的，化纖企業就到國外去投資，現在看起來進展情況比較好。

　　因為最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反而刺激海外投資項目加快施工進度，如恒逸的文萊項目到今年年底就可以投產。這些項目還不像中石油、中石化以燃料油為主，更多的是化工產品，尤其精細化工產品。這樣會使投資更加合理，而且利潤會更高。盡管國家對石油煉化開放了，但我覺得化纖企業海外投資的勢頭還會繼續下去，會繼續向化工原料、煉化方面發展。

　　5.化纖企業在海外的布局要側重哪些方面？ 

　　高勇：一個看原油的格局，另一個看政治格局。如要到沙特去建煉油廠，那他們不允許。如粘膠纖維企業的漿粕需要森林資源，一些企業在全球物色地點建廠，如在加拿大、俄羅斯等國。

　　6.請您談談高質量發展對化纖企業有哪些機遇和挑戰？對紡織行業有什么側重點，值得關注？ 

　　高勇：中國的紡織工業市場化程度比較高，不像其他行業如石油、鋼鐵、煤炭等受政府的調控力度比較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紡織工業可以說是工業和制造業的風向標。

　　在國家提出高質量發展之前，我們紡織工業就已經提出結構調整，即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結構調整、產品結構調整。在“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之后，我們也在研究紡織工業的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其實高質量發展和我們過去講的三個結構調整是分不開的，主要內容還是那些。包括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也是契合了我們以前三個結構調整的內容。

　　在高質量發展中間，我們優先發展的是產業用紡織品。尤其我們這些纖維新材料絕大部分都是用在產業用紡織品。在傳統的服裝和家用紡織品上，也使用了新型纖維，為了滿足人們對舒適、健康的追求。

　　對于紡織行業，國際區域結構需要調整，國內區域結構也需要調整。我國80%的紡織產能現在還集中在沿海地區，未來還要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國內區域結構轉移和產業扶貧、精準扶貧結合起來，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如在新疆、寧夏、云南等貧困地區的村頭設置制造車間或者小型制造廠，很受當地群眾支持。同時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對產品質量如何提高。

　　隨著新型纖維的發展，讓老百姓喜歡的消費品進一步提高質量，讓老百姓進一步擴大消費，這是紡織行業高質量發展的一些具體內容。